我买了去云南的车票，经费有限，就买了硬座。

走之前我给何佑民打了个电话。

我说：“我太想你了，家里也闷，我打算去云南找你。”

何佑民对我的决定很诧异：“非常时期你不要过来！”我倒以为他会很乐意我过去。

“没有那么严重，前几天报纸还说非典影响不大。”有些小家媒体的报纸的确这么写了，我也是如实告诉他。当然这绝对是为了安抚人心。

电话里他一直坚持不让我过去，几乎要吵起来。我也很难想象，为了见他一见，我已经不想理会火车站到底多危险了！

何佑民最终是不能阻止我的，我想见他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是，我实在不想待在家里，延迟开学的后果是我可能又要在家闷好多日子。

“好吧，你来吧，一定注意安全，我待会把地址发短信给你。”何佑民妥协了，挂电话前他还骂了我一句，但我知道他应该在期待。

短信里，何佑民让我过几天再去，他现在忙，不能去火车站接我。

我寻思着，过几天我爸妈就得知道学校开学推迟的事儿，我想走都没法走。

不过倒也没关系，这火车我得坐上一天一夜有余，真正找到他的时候，也是他不忙的时候了。

从广州去云南要三十小时左右，也许是年轻身体好，也许是心里有憧憬，我并不觉得很难熬。

尤其是听着火车与铁轨碰撞的声音入眠，简直不能再容易。

火车哐当哐当的，自带催眠效果。我将背包抱在怀里，枕着它睡，以防被人偷东西。

我就这样睡了十几二十小时，醒来的时间里，多半是晕晕沉沉的，偶尔清醒便望着忽明忽暗的窗外景象，森林田野，让我有写生时刻的宁静感，不过一旦想到要见到何佑民了，我的心便会悄然怦跳。

总之这么坐着也就坐到了云南。

我从云南火车站走出来的那一瞬间，只感觉身体不是自己的了，僵硬不能动。

再加上二月份云南的天气很糟糕，比广东要冷七八度——来之前我没了解清楚，穿的不够多，也没有带厚衣服，于是被冻得哆哆嗦嗦，每打一个喷嚏，身子就酸痛几秒。

买了客运车票，又辗转了几趟汽车，我才来到何佑民住址所在地——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住宅里。

我按照他给的具体门户，找到了他的房子，抬头数了数，总共三层楼，也是够气派。

“佑民！”我敲门。

敲了好半天没人应，我只好给他打电话。电话响了挺久的他才接。

“我，我到了云南！”我冷得牙齿发颤。

“现在吗？我手头有事，你等等我，我马上出发！”何佑民说。

“我到你家门口了哦！”我笑了一下，“敲门没人应啊。”

何佑民大概是被惊喜到了，过了好一会儿他说：“我在公司呢，现在就过去。”

我说好，于是坐在院子里等他，等了一个钟头，我看到一辆粤字牌的车开进来，立马站起来，驾驶座的人一下车我就认出来了，我冲过去抱着他，抱得特别用力，就好像阔别已久的情侣一样。

何佑民的体温很舒服，他也抱着我，只是没有那么如胶似漆。

抱了一会，他问：“你怎么只穿了一件长袖？”他穿着一件薄羽绒。

“我以为全世界的天气都像广东一样热。”我低声说着，身上发冷，但是不想撒手进屋。

他责怪我：“先进去，你这样会病的。”

“好。”又赖了几分钟我才乖乖松手，跟他进了屋。

进屋后我们什么都没有做，我吃了一个电饭煲的饭，何佑民骂我是个“饭桶”，骂完又笑，给了我一件灯芯绒外套，偏大，暖和。

当天晚上我们看了一会儿电视，我看得睡着了，再醒过来，我在床上躺着，窗外是一片光亮，何佑民不在，他在床头留了一张字条：我得出去应酬，大概这两天不能回这儿。

我把字条压在枕头下。

我知道应酬是什么——无非是其他人吃饭睡觉，他总管这个叫应酬。他一直是这样，先前在广州，他周一到周五都是联系不上的，我想他也是在忙，忙工作之余忙应酬。何佑民有很多朋友，其中有像我这样的，也不为奇。可那天起床，我在想，如果何佑民和其他人睡觉吃饭叫应酬，和我算什么呢？

这两日，我闲来无事，把何佑民这个房子里上上下下三层楼都打扫了，没有找到特别大东西，这里本也算干净。晚上我会放碟，客厅电视机旁边有一个小抽屉，里面都是电影。我一张一张看，看到最后两张，我放进碟机里，电视里忽然发出了男人痛苦又享受的呻吟，我吓得马上关掉。

我从不知道何佑民也会看这些碟。平复了一下心情后，我鬼使神差地打开了电视，声音开到一格，不能再小，随着里面的人运动愈来愈激烈。……

我脑海里满是何佑民，头一晚我们没有做，因为很累，休息两天之后，精力很充沛，一个人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