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是那么难的，仔细面对爱情，

一点衝动，一点不顾一切，

还要一点点放手的决心。

对我来说，这一段时间真的是尷尬地不得了。好尷尬，就好像明明裤子破了一个大洞，用手遮住就以为什么事情都没有一样。

在我走进教室准备拿起笔做答之前，我的心里再清楚不过了。我是不可能会顺利考上二级的，就好像台湾的政治人物不可能说实话一样。

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是孔子才做得到的。

我不是孔子，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，浪费那一千多块的报名费去考试。套一句徐志摩的名言，「得之，我幸，不得，我命」。

这一个多月以来，我过着好像高四英雄班一样的生活。每天面对一大堆密密麻麻的日文，一拖拉库练习题，然后满满的一堆录音带。有的时候真的很怀疑自己是不是所谓的「汉奸」，竟然那么努力的准备日本倭寇的文字。

「拜託，你就当作是要了解敌人不就好了。」

有一次跟阿朋讨论到这个问题，他是这样回答我的。

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嘛。」

阿朋手里甩着日本经典爱情动作片（就是a片），一边说着。

「哪天我也来个『东京大屠杀』替我们千千万万的同胞报仇。」

一边听着啟鸿大喊「钓鱼台是我们的」，一边看着阿朋手里的a片，我的心里越来越排斥倭寇的语言和文化。有的时候回想起高中歷史课本里面，南京大屠杀的种种画面，我真的恨不得一把火把桌上的书全给烧了。

我当然不敢这样衝动，除了我还必须熬到毕业以外，桌上这些印上黑字的纸，可都是我用钞票换来的。

真的是很尷尬的一段时间，一直到我走进考场的前一分鐘，我都是这么觉得。坐在位置上，我觉得我的毛细孔都快要骂出脏话来了。

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阳光很大，很刺眼，却依旧升高不了台北的温度。很冷，我的手冷得很不像话，冷得我连拿起笔来写下答案都没有办法。

前一天晚上，我接到成照寒的电话。我一点都不意外，除了阿朋以外，没有人会在凌晨打电话给我。

当然，她不会像阿朋一样畜生，打电话叫我起床上厕所。电话一接起来，很平静，没有一点多馀的声音。除了她均匀的呼吸声以外。

「林朋生跟我说，你们明天要考试了。」

我点点头，忽然发觉在电话的那一头的她看不到，所以我随便「嗯」了一声。

「所以，考试加油。」

我掛了电话，心里觉得很不舒服。好像心被人用手紧紧的握住一样，紧得喘不过气来。

没有多说什么，反而让我意外。

或许人就是这么奇怪，明明是害怕的，偏偏心里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期待。

我甚至希望她可以多说一点什么，什么都好。至少让我的心里有一点点安慰的满足感。满足我面对冷冷的课本，冷冷的空气，冷冷的菸头，冷冷的回忆。

是的，我有一点失望，一点点而已。

隔天，我看着窗外，甩着笔，做着日光浴。

基本上，在国家级的考试中做日光浴会有一个下场，那就是监考老师关爱的眼神。

面对着监考老师的压力，我只好拿起笔，做我应该做的事情。我勉强压下纷乱的思绪，勉强不要去享受窗外温暖的阳光，勉强的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去完成这一个任务，去结束这一个试验。

后来，听力测验的内容我完全没有听进去。甚至连我写出来的答案，都是倚赖我的可爱贱兔造型橡皮擦。

说真的，我很感谢发明「掷筊」这玩意儿的人，因为他为我哀嚎中的考试卷增添了不少的色彩。所以我在填上所有答案的同一个时间里，没有忘记要双手合十，感谢一下这一位伟大的人物。

发明电灯泡的爱迪生也不过如此而已。

正当我感谢到一半的时候，监考老师又走到我的附近关爱我一下，害我只好停下我的动作。不好意思了，这位伟大的发明家，下次有机会，我再好好谢谢你了。

考试是下午才开始的，结束了以后天也已经差不多黑了。

考试结束，我和畜生二人组打算一起去吃晚饭。我一走出考场的大门，就把我手边的准考证狠狠地塞到背包里面。

走到我们放东西的地方，啟鸿和阿朋讨论着刚刚考试的题目。我一句话也没说，安安静静的收着我的东西。看着已经皱成一团的准考证，我发觉我好像有点后悔。我应该直接把它给扔掉的。

阿朋听到我说的话，只是笑一笑，然后告诉我事情并没有我想像中的那么糟。我对他比出我的中指，表达一下我心中的不爽。

「考得怎么样？」说话的是成照寒。

后来，在一连串的坚持之下，我和成照寒单独去吃饭。

因为很巧的是阿朋和啟鸿突然坚持要吃麦当劳，更刚好的是成照寒坚持要吃吉野家，又碰巧这是我三分